“中国需要打一场制造业的保卫战。”在近日举行的“2016中华工商时报年会”上，著名经济学家、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针对当下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一番发言，引起了与会业企业家们的共鸣。
这份“共鸣”的背后，折射出了当前不少国内制造业企业所共同面临的困惑与焦虑：一方面，在利润越来越薄、成本越来越高、矛盾与挑战越来越多的情势下，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坚守制造业？另一方面，近期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的制造业回归政策将不可避免对中国制造业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需要打一场制造业“保卫战”
特朗普在不同场合对美国制造业和对华政策发表了一些言论，称将通过各种手段促使海外美国企业将生产线搬回美国，并且鼓励全球企业到美国投资建厂。
为了能吸引制造业回归，特朗普计划提出大规模减税政策，将联邦企业所得税从35%下调到15%。在周天勇看来，这样的减税力度相当大。
不仅如此，为了让制造业“回国”，特朗普想使出一些列“狠招”。比如他主张对美国在外企业查税、补税；提高从中国进口货物的关税，从20%提高到40%，甚至45%。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作为美国企业重要的海外市场，特朗普意欲用第三国成本来对照对中国进行反倾销，以及其他非关税措施，他还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进行竞争性贬值，对出口进行退税、进行补贴等。
特朗普的这一系列观点，可能促使他会采取强硬政策来对经贸进行保护。根据周天勇的预计，特朗普上台之后或将会有一些较大的政策变化，比如汇率政策、税收政策、贸易政策等等。汇率方面，目前就有不少市场人士预计，特朗普可能会通过多次加息来使美元继续升值，从而迫使人民币贬值。
“如果他真这样做，那只会是两败俱伤。美元加息，首当其冲便是不利于美国出口，不利于中美贸易逆差的缩小，我认为，利用汇率政策是把‘双刃剑’，他更可能会采取组合政策，用减税查税促使资金回流美国，未来可能会用美元贬值缩小贸易逆差。”周天勇说。
那么，为什么重振制造业会成为美国人的“头等大事”？这是因为，美国虽然是制造业大国，但是目前制造业仅占美国经济的12%左右，低于德国、意大利、韩国和日本等国家。
众所周知，发展制造业一个很大的优势是，可以吸纳更多就业，正是由于美国制造业的低迷导致了失业率高企的现状。在特朗普看来，美国的失业率并非官方公布的5%左右，实际可能达到了20%，就业岗位的丧失，导致美国家庭贫富两极分化。这一切，在特朗普看来，是中美贸易逆差影响偷走了美国人的就业。
特朗普让制造业回归美国的决心如此之大，在周天勇看来，这其实是特朗普的经济内向战略：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目的就是为了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扩大美国的就业，缩小美国的债务比例，从而建设一个强大的美国。
美国制造业回归，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周天勇认为，首先从自身问题来看，当前我国宏观税负率过高，制造业成本不低，民营企业普遍感受压力。
据周天勇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年的研究报告指出，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预计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
福建民营企业家曹德旺最近表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率与美国比高35%，在美国生产夹层玻璃成本比中国高4倍多，但总利润还是会多10%。
周天勇说，如果不采取应对，这样下去的结果无疑会掏空中国的制造业，导致中国国内制造业较快、较早“空心化”，严重影响“中国制造业2025战略”的进程。
其次，一旦制造业流出，服务业的比例将会提高到60%。周天勇说，根据全世界的规律，称之为服务业比例与增长速度天花板的“魔咒”：一个国家服务业增加到60%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行到6%以下，只有制造业才是强国标志。”
此外，在周天勇看来，美国制造业回归，还会推高其经济增长速度，对中国形成实力竞争；同时也会带来失业率上升、收入和财富分化、财政困难、国民经济“脱实向虚”、金融体系不稳定等经济社会问题。
“所以说，特朗普认为，中国过去和今天对美国发动了就业战争，实际上他也对应地对想对中国制造业开战，中国需要打一场制造业的‘保卫战’。”周天勇强调说。
关键在“出不出实招”
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困境，很多人归咎于税负重和成本上涨以及货币汇率的波动等，实际上，不只是这些因素。
周天勇说，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偏重于依靠房地产，地方财政依靠炒地、炒房，一部分居民财富增值依靠房地产快速增值，通过发展实体经济成为中产阶层的人群越来越少，依靠炒房地产和搞金融形成的中产人群越来越多，不少制造业企业也开始涉足房地产，制造业遭到沉重打击。”
通过调查不难发现，国内制造业企业的日子确实并不好过，以深圳、东莞为例，记者看到一项调研显示，两地的传统制造业普遍存在较大困难，尤其以出口为主的东莞代工制造业遭受冲击较大，其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已被撼动；更令人忧虑的是，随着国内劳动力等生产成本持续攀高，大量大型代工厂陆续转移、压缩规模，甚至关闭。
“我们不能小视未来特朗普政策取向对中国的冲击。”周天勇说。那么，有何对策来应对这场争夺战？在周天勇看来，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实力，解决学者们指出的“死亡税率”问题。所谓死亡税率，按照李炜光教授的解释，中国现有的税收，无论是宏观税负，还是企业的总体税费负担，都远远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税率之重，已接近企业的“死亡线”，这就是死亡税率。
为给中小企业减税减负，早在今年5月份，我国全面实施了“营改增”政策，据公开数据显示，有关部门称“营改增”改革今年将给中小企业减税将超过5000亿元。“但根据我们进入一些民营企业调研后发现，企业普遍感受税负实际上并没有减少，看来，减税的阻力太大。”周天勇如是说。
周天勇认为，“解决了‘死亡税率’问题，还要解决‘脱实向虚’问题才行。”
近年来，在企业利润不断下滑和金融房地产高收益的驱使下，不少制造业企业争相恐后的“脱实向虚”，甚者有一些制造业企业在拿到了银行的贷款后，没有进行实体投资，而是转身拿着钱进入火爆的房地产市场或金融市场。
这样的现状无疑是危险的，周天勇直言：“制造业确实存在危机。而事关能不能打赢国民经济生死存亡的制造业‘保卫战’，就看有没有决心和出不出实招。”
何为“实招”？
什么样的政策措施算作“实招”呢？在周天勇看来，就是要敢于真改革和调整，从战略战术上科学应对，做强制造业。
从实际操作上看，首先要真正实施财政减税清费政策才行。周天勇认为，减税清费最关键和最有用的是将增值税降低5个百分点；将社保费率降低到工资的30%左右，对小规模企业纳税起征营业额月标准提高到10万元；停止绝大多数政府和事业单位的税外行政性收费等。
周天勇坦言：“不减税，仅依靠退税，高成本导致的出口产品关联成本降低不了。”
在降低企业成本方面，周天勇则提出，应加快能源、交通、土地等垄断性体制的改革，使制造业企业的综合成本降低下来。
不仅要在减税清费和降低企业成本方面出实招，周天勇认为，还要在金融体制上迈开步伐，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一直以来，融资难、融资贵是摆在民营企业面前的一道迈不过去的难题，中小微企业融资按照“熟人社会、信息对称、决策链短、固定成本低的内在机制性规则”，这是大银行做不到的，而开放准入民营小银行显然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所谓民营小银行，即纯粹民营，限制规模，主要服务社区和创业，然后进行分级监管，对每级监管责权一致。“既要不出事，又要盘活这盘棋，让中小微企业能融到资，融到便宜的资金。”周天勇说。
对于地下钱庄和民间借贷，需要开正道、堵斜路，以及行政、法律和舆论引导。他认为，对于一些从事借贷的地下钱庄，包括典当行、担保公司等，选择一批，予以准入，不妨使其合法化和正规化；与此同时，废除民间贷款利率高于银行贷款利率4倍合理的司法解释，消除高利贷实际上的司法保护。
周天勇强调，无论是从战略上扭转，还是从战术上应对，只要肯出实招，中国有能力打赢制造业“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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